[27] （四）行为与损害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最后，需要对申请人的行为与公共资源的不合理负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判断。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此类人员作为监察对象在执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监察监督如何与事业单位的自主管理如何有效协调，比如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关系如何处理。此种主张在初期应者寥寥，后经笔者和有关学者不断的鼓与呼，渐为学界和实务界理解和重视，但迄今为止，尚不见系统论证此问题的文章。
而不能当然认为，一旦是国家监察机关查处的公职人员犯罪，就必须认定为刑法所规定的贪污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等这些严格要求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实施的犯罪。须知，在议事规则中阐明代表可能受到惩戒，并非不信任人大代表，而是维护人大会议秩序的重要方式，防止出现代表违反会议纪律而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可以支撑上述结论的证据在于，按照法治统一的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虽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但不得违反宪法的原则和具体规定。该条并没有明确补充调查是否应计算为留置期限，但从法理上应该如此计算，故逻辑上留置的最长期限是8个月。按照宪法和立法法之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解释权，因此该规定不能被视作对监察法的解释。
在未来的实践中，为了解决监察执法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可欲可行的办法只能依靠执政党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来督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做出法律性决定或者法律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第32条将现行宪法第74条进一步具体化，它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人民大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这些规定对于正确把握起诉条件和理解立案登记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能够有效落实诉权保障的基本理念。
这就决定了审、辩双方的对抗和冲突成为行政审判的主要矛盾，它决定着整个行政审判的性质，并左右着行政审判的进展和结果。发展 2018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18] 1号形式正式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5]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2013年12月23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些打破常规的简便式、快捷式程序规定，有望使人民法院更加及时地处理大量相对简单的行政案件，进而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行诉解释》既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 9号，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的系统整合和全面覆盖，也是对201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行政诉讼法》基本精神的精准对接和全面贯彻，标志着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已经迈进新时代。这些实践创新和政策调整顺应了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直接为新《行政诉讼法》行政审判目的条款的修订提供了智识来源。
在近年的行政审判实践中，投诉举报类行政案件在部分地区数量激增。从非正常撤诉比例的下降到受案数量的节节攀升，从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到行政管辖体制的几经变迁，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效应日渐显现。第四，简易程序的具体运作。这一规定有望切实摆脱送达难的实践困境，避免司法资源陷入疲于奔命的境地。
第二，特殊情形之下的快速处理机制。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将形形色色的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真正落实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理念要求。2008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审判实践中的协调结案做法予以认可，并将妥善化解行政争议作为其制定依据。在当下的审判实践中，个别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出于向法院施加压力、借机发泄个人不满等目的，或频繁启动回避申请，或在庭审中不缄其口。
【注释】 *章志远，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为此，《行诉解释》第128条将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也视同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第129条还确立了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应诉的情况说明制度，从而尊重了行政系统长期运转的惯例，有助于更富针对性地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但并未就规范性文件本身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回顾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根据时代需求及时进行政策调整。
这一规定遵循了学理上的裁判时机成熟[17]理论，明确了行政裁量依旧存在情形时法院仅能作出一般性的答复判决，体现出对行政机关的尊重。[17]裁判时机成熟意味着，对于一个即将终结的关于诉讼请求的法院决定而言，所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前提皆已具备。在社会转型的时代洪流之中，行政争议的数量和处理难度都不断增加。其他层次的开发区则只有开发区管委会才是唯一的被告，开发区管委会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则以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5]《行诉解释》则列举了简易程序的具体运作规则，包括用口头通知、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通知证人、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不得超过十五日以及当事人双方均表示同意立即开庭或者缩短举证期限、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以立即开庭审理或者确定近期开庭等。随着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增多，如何在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基础上作出能够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判决，关系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尺度。
又如，《行诉解释》第147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对规范性文件审查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不合法的，应当听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意见制定机关申请出庭陈述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13]在我国，通过司法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实现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是行政审判的重要使命。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最高法行申4232号。【中文关键词】 行诉解释。
早在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就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首次将化解行政争议与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和优化司法环境一起明确规定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四大主要任务。二是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真正地得以解决，没有留下后遗症。
第二，举证责任的特殊安排。新《行政诉讼法》第1条明确将解决行政争议列为行政审判制度的目的之一，并以公正审理行政案件取代正确审理行政案件，彰显出行政审判制度向诉讼原初争议化解功能的回归。[11]高鸿：滥诉之殇引发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在普通程序之外增加简易程序是新《行政诉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就在于提高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11] 《行诉解释》以诉权规范行使为导向，通过一系列新规定促进当事人理性平和地行使诉权。《行诉解释》遵循立法原意，通过一系列具体机制的建立落实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并辅之尊重行政的现实立场，体现了审查与尊重的完美结合。
[8]该案裁判摘要指出：当事人反复多次提起琐碎的、轻率的、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诉讼请求，或者明知无正当理由而反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对其起诉严格依法审查，对于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的起诉行为，因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丧失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应认定构成滥用诉权行为。[8]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张红玲等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9]李帮君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信息公开案[10]等一系列信息公开案件中，均再次重申了诉权行使应有合理边界公民应理性、正当行使诉权以及法院有义务识别、判断当事人是否不当行使诉权等理念，为及时发布n《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 25号）奠定了基础。
[7]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三年来，当事人诉权保障状况总体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种当事人诉权不当行使甚至滥诉的苗头。这些旨在提升行政争议解决效率的新规定主要包括：第一，灵活多样的送达方式。
[4]《行诉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诚如陆红霞案的主审法官所言：无利益即无诉权，保障权利同时也意味着对权利滥用的限制，起诉权并不因其基本权利的属性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例如，与《适用解释》第9、10条有关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的审理规定相比，《行诉解释》第135、136条将先前四处的复议程序一律修改为复议决定，既坚持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有利于双被告案件中行政争议的公正解决。除了规定村委会、居委会、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授权实施行政行为的被告资格外，《行诉解释》第21条还就开发区管理机构及其职能部门的被告资格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行政机关面临空前的施政压力，加之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前推进，司法对行政的尊重实有必要予以重申。行政诉权是一种基于行政争议的发生，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请求法院依法公正行使行政审判权解决行政争议的权利。
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新司法解释在坚持公正取向的同时，通过送达、调解、简易程序等灵活机制的设立，促进行政争议的高效化解。在审判体制方面，新《行政诉讼法》第18条第2款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018年3月9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具体的识别标准是批准该机构设立的政府级别：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委会及其所属职能部门都具有被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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